纪录片《“炼”爱》 关于爱情不死的理想主义

讲述五位80后、90后素人女性寻爱故事3月18日全国公映
纪录片《“炼”爱》 关于爱情不死的理想主义

董雪莹

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，纪录电影《入戏》入围41届哥德堡电影节，第12届FIRST青年影展，提名“最佳纪录片”和“一种立场”，第四届华盛顿华语电影节获得评委会大奖，2019洛杉矶华语电影节获最佳纪录片，参加英国华语视像艺术节、台湾游牧影展等全球多个电影节。

纪录电影《“炼”爱》入选第二十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国际展映单元，入围第十届“光影纪年”中国纪录片学院奖等，影片在项目制作阶段获得第二届西湖国际纪录片大会创投单元“IDF优选提案”，山一国际女性影展创投会“奔跑怪物”特别奖。

陈玲珍

CNEX视纳华仁共同创办人暨执行长，奥斯卡纪录片选片委员，中国美术学院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教授。她致力于发掘人才，支持和推广中国纪录片走向国际化。监制和制作的电影和纪录片达数十部，其中纪录电影包括获得威尼斯影展地平线最佳纪录片的《1428》，金马奖最佳纪录片《音乐人生》《街舞狂潮》《大同》，香港国际电影节纪录片评审团大奖《少年小赵》，荣获阿姆斯特丹国际纪录片节新人单元评委会大奖，并入围圣丹斯影展世界纪录片单元的《塑料王国》，获得FIRST青年影展最佳纪录片的《棒！少年》，2021年戛纳电影节特别展映的《无去来处》、IDFA开幕影片《四次旅行》等。

去看《“炼”爱》那天，3月4日，北京阵风九级。出了地铁，风中劲卷的落叶简直能割伤人。

《“炼”爱》是纪录片，80后女导演拍的，讲4个80后、1个90后女性找寻另一半的故事，片名英文——HARD LOVE。

开篇就是五人中唯一的90后、“北漂”红梅挤着早高峰地铁去上班，冒着耳机被挤掉的风险一边转车一边跟同事谈工作。镜头一转，是她无数次去参加的集体相亲中的一次，她填资料“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”。主持人有点抱歉地致词：“今天男生少了一点，北京本来男生就少……”

不能更会心。在北京的30+女性找结婚对象，不HARD才怪。

接下来印象最深的是来自四川的女演员李桃，“演过胡歌的女秘书”，是婚姻诈骗中幸存的单身母亲，带一个稚龄的女儿。她化浓妆当主播，以一个“东方不败”的造型出场。她自己一个人搬家到宋庄，流着泪等女儿出手术室。她素颜下来其实更美，在片中带着女儿去见相亲对象。

还有Kitty，从小到大hello kitty摆满屋的那种，父母的珍宝。耿直的异性朋友指出婚恋市场上她作为女性在育龄方面的弱势，她弱弱笑着挣扎一下“长得年轻行吗？“

高学历职场精英Maggie，最后选择去美国“冻卵”。

“波西米亚族”小月，玩音乐，信仰多元。去泰国富美岛看落日，被海滩上别人的求婚仪式感动到落泪。她用网上社交平台结识到爱健身、善热舞、可以一起玩的异性，但是对于关系进展的速度，男生跟她想法不一样。

最年轻的红梅春节回到老家，村庄间的专业人士——“跑媒的”会上门：“给你找个北大的？”她跟离婚的哥哥坐炕头争论“在意对方的经济条件算不算女人‘物质’”，父亲在旁无奈摇头。

听说《“炼”爱》去年上海国际电影节放映的时候，出品方到影院数笑点，光观众大笑就数出20次。我是一个人看的，少了剧场效应，没觉得那么好笑，但也的确是多处莞尔，屡屡会心。

出放映间，风小些了，体会了一下自己，并不心寒。爱不容易，春天还长，一个人看片，也很好。

采访是用视频做的，看完片的那个下午。导演董雪莹，很可爱的女生；还有制片人陈玲珍，来自中国台湾。

电影缘起是80后导演 寻找另一半过程中的亲身经历

北青报：导演介绍一下自己吧，我看到制片人是来自台湾，你呢？我能问你多大了吗？

董雪莹：我是大陆的，80后。

北青报：我知道你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，有人向我强力推荐你之前的作品——纪录电影《入戏》，听上去是很有力量的片子。为什么第二部选了拍《“炼”爱》，感觉一下子温和下来了？

董雪莹：说实话我还真不觉得。《入戏》是一个价值输出、主题非常明确的片子，整个故事起承转合，很集中地去讲我要传达的一个主题。《“炼”爱》是讲当下的一个社会现象，它可能看不到像《入戏》那么明显、猛烈的力量，但其实《“炼”爱》里是有一种不死的理想主义的。这种理想主义表面上是温和的，但其实它是非常勇敢的。

其实剧中我刻意选的，都是自身条件非常好、生活中不缺追求者的女生。这种情况下她们找不着对象，那一定是她们在坚持着什么。她们没有随波逐流，这其实是有力量的。只不过这个力量可能像水一样，特别温和，而《入戏》的力量可能更像一个拳头。它们是完全不同的题材，两个不同风格，但我个人认为都是有一种力量在的。

北青报：好的。我听说最早是你自己在相亲过程中认识了红梅，这可以理解为是你跟这部电影最早的渊源吗？

董雪莹：还真不是。红梅是拍摄前，我们同在一个微信群里，但一直没见过面。直到我选拍摄对象的时候，感觉自己身边多是“文艺青年”，或者相对有点边缘的人群，而我想拍有代表性的女性。我就绞尽脑汁、想尽办法找，最后想到红梅。她毕业于人大，当时是老师，后来在一个公司是普通的白领。我就试图去联系她。第一次采访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她很合适。第一她的表达能力非常好，很清晰。第二她是剧中唯一一个90后，同时也是朝九晚五上班的，是都市中相对比较有代表性的这样一个女性。

北青报：那最早是怎么想到要拍这么个电影的？

董雪莹：最早是我自身在寻找另一半的过程中，遇到了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。比如我去了国内一家比较知名的互联网网站，当时我是33还是34岁，我的年龄就被歧视了。之前，我从小到大还是相对比较受欢迎，也有不少追求者。我没想到当我很想去结婚的时候，遇到这种困境。

我的生长环境很传统，祖籍是山东的，后来随家人到了河南，都是非常传统的地方。我爸爸是地道的山东人，有这种“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”的思想。我妈妈在银行工作，我觉得她在职场中还是很能干的一个女性，但她仍然是为了生儿子，牺牲很多。所以从小我就很叛逆，就不想像我妈妈那样，一辈子就是结婚生孩子。并且她只要看到一个女生，就要念叨“你要再生个孩子”什么的，每次遇到这种事情，我都会跟她有一番争吵。当然现在她好了，观念已经改过来了。

就在这种环境下，我在所谓“最适婚的年龄”就是20多岁的时候，从来没想过结婚生孩子这事儿。后来随着年龄增长，看到身边我父母包括我两个妹妹（她们都成家了），他们的婚姻状态都非常美满，我自己也想安定下来、有一个家。所以真的不是因为父母催婚，我做完《入戏》之后，就去想各种办法找男朋友，过程中就遇到了很多匪夷所思的事情，所以就有了今天的《“炼”爱》。

“‘炼’爱”的涵义是浴火重生继续寻找真爱和温暖

北青报：这几个拍摄对象是怎么找到的？

董雪莹：相对来说倒没有那么难。首先我从身边的朋友开始找，身边很多朋友是单身的，像Kitty。

演员李桃是经历了很糟糕的欺骗——她当年被催婚，就很着急，遇到了一个人，然后有了一个孩子。现在很多单亲妈妈、单亲爸爸，我觉得她是都市单亲妈妈的代表。

Maggie做过一个婚恋网站，她是那种很理性的所谓“高精尖”的代表。在要不要加入拍摄这件事上，她思考了很久，甚至要做一些背景调查。后来我就介绍我们的制片人Ruby姐（陈玲珍）给她认识，聊了之后她觉得我们拍摄团队还是比较靠谱的，最后才同意了拍摄。

北青报：那像Maggie去美国“冻卵”，是你在采访中碰到的意外呢，还是你预先知道会有这么一个情节？因为那个情节还挺好的。

董雪莹：Maggie是创投圈朋友推荐认识的，见了之后我就觉得很合适，她正好就有“冻卵”这个事件。其实她的主要事件就是“冻卵”，也是给现在有生育焦虑的大龄女性一个解决方案吧。我们片子没有回避，也没有去反对。我们也讲了“冻卵”对女性身体的伤害，只是提供这样一个选项。

北青报：我的朋友里有用交友网站相亲然后遇到“杀猪盘”的。在你的调研里有没有碰到像这样的？你是闪过了这样比较残酷的例子，还是很自然地就没有碰到？

董雪莹：小月在交友网站上遇到过类似的男生，还好钱没有被骗到。

网络里的性与爱这个话题，我觉得它更普遍更具代表性，所以我选择了这个层面去探讨。我们的片名叫《“炼”爱》，“‘炼’爱”的涵义是：我们每个人在情感的道路上都经历过各种挫折，有的人一蹶不振，把自己保护在一个壳里，不再相信爱。但也有的人浴火重生，继续寻找真爱和温暖。

陈玲珍：对于这个问题，在导演这个项目还在形塑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就有过探讨。到了二十一世纪、互联网时代，以前不会有的事情都存在了。人生大事的安排，在当代究竟它是一个

什么情况？ 这是我们这个电影的出发点。导演她自己也算是亲历者，我们想呈现众多单身女性，在这件事上承受的来自周围人有形无形的压力——有时候很爱你的家人，他关心你的方式，也是很大的压力——呈现她们的生活状态，她们所面临的社会给她们的关注。这些女性每一个自己也都在很努力，并不是说都“躺平”了、不管了。我们觉得这是很可贵的地方。

北青报：而且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是，除了这5个女生，片子里涉及的别的人，比如说爸爸妈妈姨妈兄弟，尤其难得的是她们的交往对象，那几个男生，他们也能够愿意被摄入镜头，而且做到了很自然地表达。

陈玲珍：导演在拍摄过程当中其实很保护这些被拍摄对象。很多时候就导演自己拿机器，或者只有一个助手，没有弄一个大团队。所以为什么能看起来那么舒服，很大一个原因是导演用了很大的功夫去做这个事情，让他们很放松，跟导演像朋友一样交谈。导演能够对被拍摄对象产生很强的同理心，但同时又很克制地保持着一个客观的角度去拍。从现在片子出来的效果看，大家确实也都掏心掏肺说了很多内在真实的想法，把很私密的一些事情都愿意跟导演来分享。

并不缺乏男性视角不都是女性在自说自话

北青报：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点是，这部片子并不缺乏男性视角。

陈玲珍：对，比如红梅的爸爸和哥哥、Kitty的朋友、小月的约会对象，这些都是男性视角。每一个人物，我们都尽可能把她的生活、她的遭遇、她的情感、她的困顿，用一个立体的视角展现出来，所以它才是真实的，不都是女性在自说自话。

北青报：这样一来，片中呈现出来的问题和两性差异就很丰富，好多甚至似乎不可解。比如片子开头不久提到的“现在男生不愿意去谈恋爱，不愿意去追求别人，大家都不愿意主动”，红梅跟她哥哥有关“物质”的争论，还有红梅跟人都聊哭了的“你要真是特别爱一个人，怎么可能会见异思迁”。

董雪莹：比如“男生不追女生了”，现在这种“单身浪潮”下就是有这种现象。现在女性很独立，男性的生活也很多元，比如他可以打游戏。不管是单身男性还是单身女性，都有“找对象”这个诉求之外的一些情感输出方式，就没那么着急了。

北青报：咱们没有试图要去分析这里边的原因或者什么。那是另一个用力方向了。

陈玲珍：对，我们还是做纪录电影，用纪实的形态来去记录这些。通过剪辑跟后期编辑，我们把它放在一起，当然有我们想表达的东西。但是我们的目的是要让大家去提高理解力，提高同理心。这种同理心可以引起观众真正的感同身受。因为艺术作品是要打动人的，在打动人的前提下，大家可能去深究，“对啊，为什么是这样”，那感兴趣的你就查一查，你就会查到。它就变成个人成长的一种机会。

而对传统中国“男大当婚、女大当嫁”这个议题，人有不同的应对。我们致力呈现女性在当代这种科技进步、客观上带来一定程度人与人疏离的情况下，她的自我意识觉醒，以及她怎么去适应她自己。那积极者就像我们片子里面的红梅，不断求上进——一年我要读什么书，我要参加各种活动，我一定要把这个机会之门都打开，很积极、很有行动力，就算受了挫折，她也还在努力。但是也有另外一种可能，就是说“好吧，我就在家等着我的缘分来”，或者我就做我的事，过我的日子，缘分来了就来了，变成是随遇而安。这也是一种态度。

北青报：我很喜欢这么一部电影没有搞得很“女权”。

董雪莹：因为现在，尤其在都市里，其实女性的声量已经很大了。有些人觉得女性题材一定要看到男女对峙，但是我跟制片人在这方面立场很像。我们更看中一部电影它的人文价值，我们更希望这部片子能够让男性和女性产生一种沟通、一种对话，我们更希望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，而不是对立。

陈玲珍：这个社会是要男女合力，它才会好。男女如果总是“鸡同鸭讲”，然后你不理解我，我不理解你，这个肯定连对话都称不上，就更无所谓“合力”。我们做纪录片还是有一点点——不敢说什么公益或者使命感——但至少是有一个初衷，就是促进形成一种对话的机制。影片呈现的是现象，看了片子人是可以对话、可以讨论的。通过讨论，你更认识彼此的价值观。

平日我们每天就是过日子、上班，是不太会去真正把这样的题目拿出来说的。即便拿出来说，也容易流于表面。那通过这部纪录片，我们去观察别人的人生，然后对这个问题可以有更深层次的思考。我们蛮希望它形塑一个社会男女能够对话，然后能够相互更进一步达成理解的可能性。

想对大家说爱情是存在的

北青报：现在这5位女性的感情生活状况怎么样了？

董雪莹：我从2018年拍摄至今，5位女主中目前有一位告别了单身，就是单亲妈妈李桃。她在去年6月跟自己的爱人领证结婚，但不是影片中她带着孩子相亲的那位男生。她在片尾的时候说她到了38岁，也到了一个可以落地的时候，可以找一个男人踏踏实实过日子了。我觉得这个信息可以给观众一些鼓舞，我要对大家说，爱情是存在的。她坚持了自己的梦想，并且遇到了她现在理想的另一半。

我自己也是世俗意义的“大龄未婚人士”，理解大家在找另一半的时候可能有时候会着急。李桃的心态就是“走哪儿算哪儿”，她用一种非常从容的态度，反而修成了正果。

北青报：所以你的电影看了没有让人很绝望，是因为生活也的确没有那么绝望。

董雪莹：对，没有那么绝望。

其实我在做这部电影之前也看了一些相关的社会学的书，比如有一本书叫《单身社会》，其实它翻译得不是特别准确，应该说是叫《独居社会》(Going Solo)。这本书用一个全球的视野，来讲一线城市这种“单身浪潮”的成因。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，其实这种现象在欧美尤其是北欧，包括日韩，早就已经开始了。在中国其实它只是刚刚开始，我觉得值得关注。

所以《“炼”爱》并没有给出一个解决方案，它更多是把“为什么现在这么多单身女性”的成因给总结出来。可能看了之后，比如一些叔叔阿姨，对于孩子在都市里，为什么适婚的年龄找不着对象，他们理解了，可能就没有那么催婚了。很多单身的观众看了之后，都说要把自己的父母带过来一起看。

至于这部电影可能会引起很多讨论，甚至有一些争议，我觉得是一个好现象。大家可以探讨，如果要积极地去面对这些事情，你有什么方法？周围的人，又如何去看待大龄女青年们的生活？你如何不要给人家添堵，你如何可以成为一种助力？

北青报：最后一个问题，陈女士，我特别喜欢 CNEX的主题词——“给下一代太平盛世的备忘录”，觉得有一种信念感在里面。

陈玲珍：CNEX是2006年成立的，我们每年发布一个主题，来征求导演们的作品，然后我们举办制片工作坊、故事编辑工作坊、剪辑工作坊等等，来帮助导演们把手上的工作最终完成，而且完成得比较好。我们也帮忙影片去做国内外的推广。

为什么要这么做？21世纪初，中国和世界在发生巨大的关系上的变化。中国本身在不断崛起，我们希望它是创造太平盛世的契机，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发生的所有事情，都是值得被记录下来的，给没有经历过那段时间、那些事情的人，有一个感同身受的机会。过去我们是文字记载，现在都是影像的记载、声音的记载。我们只有看看前人发生什么事，才更知道怎么把自己活好。

我们从2006年做到现在也有100多部了。CNEX，就是Chinese Next，是讲“下一个时代的华人”的概念，寓意着面向世界更开阔的心胸，我们国家在发展，人也要成长。

采写/本报记者 吴菲 【编辑:卞立群】